这句话出自唐韩愈的《五箴》，其意是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却不改，说明他是个没有勇气的人。

 古人很注重改过。《周易》就讲道“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”；宋李觏《易论第九》“过而不能知，是不智也；知而不能改，是不勇也”，强调了知过改过的重要性；明袁了凡在《了凡四训》里，则结合自身经历和毕生学养，讲述了“知行合一”的改过之法。

 “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犯了过错，关键在于是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错、能否改过从善。古往今来，先贤之所以受人尊重，正因为他们有“闻过则喜”的高风亮节，“知过不讳”的坦荡胸襟，“改过不惮”的知耻后勇。知是改之始，改乃知之成，二者正向交互、相辅相成。对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，何以知过、如何思过、怎样改过，不仅是衡量个人素质的标准，也是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表现。

 “知过”为先。有“过”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觉。《礼记·中庸》中有云：“闻过而终礼”，即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过错，就会开始掌握行为规则，最终到达礼的境界。何以知过？一曰“重自省”。《亢仓子·训道篇》说“君子检身，常若有过”，《荀子》说“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”，圣贤们的“三省吾身”要义在于经常反躬自省、时时警诫自己。二曰“听民声”。民声乃群众之真意，若能虚怀而纳之必能得其真、受其益。战国时齐王采纳邹忌之谏，“燕、赵、韩、魏皆朝于齐”；汉高祖刘邦一生纳谏不止，乃至逐鹿中原，建立起大汉王朝；唐太宗秉持“君有违失，臣须直言”的态度，屡屡支持并听取魏征的直谏，为“贞观之治”打下坚实基础。反观之，西周厉王对召公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”的规劝无动于衷，凡议论其过失者立杀不赦，最终失国；吴王夫差不听子胥之言，允许越国求和并下令撤兵，直到被“三千越甲”所破之时，方才自悔不已。

 “过而不思，其过愈显；过而思之，思而改之，善莫大焉。”思过是对自身的一种审视，是不断纠正自我、完善自我的必经过程。如何思过？悔悟为第一阶段。“悔者，善之端也，诚之复也。”有了悔意，方能转化为改过迁善的行动。清人郭琇任吴江县令时，上司余国柱是个巨贪，他也没能抵挡住一些诱惑。后来新任上司汤斌到职后，着手整治官场贪腐之风，对郭琇的行为严加斥责，使其无地自容，悔恨不已。郭琇痛定思痛，和衙役一起挑来清水，把县衙大堂冲刷得干干净净，并贴出告示：从前的郭琇已经死了，现在的知县是另一个郭琇。从此，郭琇不仅自己清廉自守，而且还成了“打虎英雄”，被称为“铁面御史”。知耻羞愧，是郭琇“洗屋雪耻”的先决条件。思过还须明理。深刻剖析发生问题的原因，形成内心深处的清醒和下一步改正的方向，是思过的另一阶段。

   知过、思过，更要有改过之行，如此方为天下之大勇。王阳明心学有言：“悔悟是去病之药，然以改之为贵。若留滞于中，则又因药发病。”春秋时，晋灵公无道，滥杀无辜，臣下士季对他进谏。灵公当即表示：“我知过了，一定要改。”遗憾的是，晋灵公未能真正改过，残暴依旧，最终被臣下刺杀。若是真心改过，务须即知即改、立行立改，绝不能藏着掖着、捂着盖着、虚着飘着、慢着耗着，最后“讳疾忌医”“病入膏肓”。明朝宰相徐阶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。一年，他担任浙江省主考官，阅卷中间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“颜苦孔之卓”这个典，他百思不得其出处，遂批上“杜撰”，“置四等”。当时，凡卷子上有主考的不佳评语，考生照例要到堂上“领责”。这位士子捧着卷子上去，为自己申辩：“大宗师见教诚当，但此语出《扬子法言》，实非生员杜撰也。”徐阶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，应声云：“本道侥幸太早，未尝学问，今承教多矣！”然后“改置一等”。

   把目光投射于我党98年的峥嵘岁月，我们党之所以伟大、光荣、正确，不是因为它不犯错误，而是它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不断勘误纠错。在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土地革命初期纠正李立三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，遵义会议及之后纠正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思急躁冒进的失误……一次次勇于自我纠正，一次次转危为安，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这个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。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，到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再到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这是党中央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，向全党发出的自我检视的时代要求，是不断立根铸魂、纠正偏差的行动号角。我们相信，共产党人的初心必能永不改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。（叶锦灿 元和）